有效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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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知識

朱錫慶

所謂理性行為，其實是基于有效知識或信息而作出的選擇。

股市中有所謂羊群行為(herd behavior)，即投資人的選擇完全依賴于輿論(隨大流)，或者說投資人的選擇是對大眾行為的模仿，而不是基于自己所挖掘的信息。羊群行為被認為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我卻不以為然。

股市中的羊群行為只是社會上諸多從眾現象中的一種。一位跑長途貨運的司機朋友告訴我，他們行車途中選擇餐館的方法是：在沿途多如牛毛的餐館中，看哪一家餐館門前停的車多。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從眾現象，然而司機通過觀察沿途餐館門前停車數量的多少來選擇就餐，卻無疑是一種理性行為。為什么呢？

要獲得一家餐館的飯菜味道如何、服務怎樣、價格合不合算等信息，是要付出代價的。長途貨運司機如果能事先準確地掌握這些信息，然后再選擇就餐的餐館，與通過觀察餐館門前停車數量的多少來選擇餐館相比，當然是前者的收益大(飯菜更合自己的口味，價格甚至更便宜)。不過考慮到獲取信息的費用，先掌握這些信息再來選擇餐館，所帶來的收益不足以補償獲取這些信息的費用。

一個人的決策(或者說選擇)所面臨的機會集(opportunity set)，是他或她擁有的知識(或信息)的函數。也就是說，知識在決策中是有價值的，擁有更多和更準確的信息，當然比不擁有信息可以作出更有效的選擇。問題是獲取知識的代價極其昂貴，因此人們總是選擇這樣的知識或信息，它在決策中產生的價值要超過獲取成本。這一類知識才是有效的知識(effective knowledge)。所謂理性行為，其實是基于有效知識或信息而作出的選擇。

在可獲取的信息中，為什么司機依據餐館門前停車數量的多少這類信息來作選擇呢?餐館門前的停車數量，只是一個有關飯菜味道、服務質量和價格的間接又不甚準確的傳遞信號，當然不如通過某種途徑去直接獲得上述信息那樣準確。對決策人而言，前一類信息在決策中的價值當然不如后一類信息大。問題是，獲取后一類信息的成本過大，甚至超過信息在決策中產生的價值，從而導致后一類信息是無效信息。前一類信息雖然在決策中的價值相對較小，但獲得信息的成本小于它在決策中產生的價值，從而成為人們決策所采用的信息。人們據以作出決策的知識只是可獲知識中的有效知識。

不過，由此而來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知道在可獲取的知識中哪些是有效知識呢?比如說，在選擇之前，決策人怎么知道餐館門前停車數量所傳遞的信號在決策中產生的價值大于獲取它的成本，而通過某種途徑去直接了解一家餐館的飯菜味道、服務質量和價格等信息，在決策中產生的價值要小于獲取這些信息的成本呢?這是理性選擇理論懸而未決的問題，并因此而為人所詬病。

讓我們假定決策人擁有這樣一種特殊的知識，它的特殊性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這是一種關于知識的知識，它使決策人知道各種可獲知識在決策中的價值和獲取它們的成本。第二，這種關于知識的知識本身是沒有獲取成本的。那么憑借這種知識，決策人就可以確定可獲知識中的有效知識。決策人事實上是否擁有這樣一種特殊知識呢?回答是肯定的。這種知識是以往所作決策的一個副產品，即在以往的決策中所積累的經驗知識。長期跑長途貨運的司機，哪怕到了一個陌生的環(huán)境，憑了經驗就知道，餐館門前的停車數量是他選擇餐館的有效信息。

社會心理學的可控實驗證實，當“客觀現實”很模糊時，大眾的行為就成為信息源，或者說大眾的行為提供了一個人應如何行動的信息。不過社會心理學沒有解釋，在有多個信息源的情況下，為什么人們的選擇是基于大眾行為傳遞的信息，而不是基于其他可獲信息呢?只有比較了各種可獲信息在決策中的價值和獲取成本后，才能確定有效信息。

在某一種環(huán)境(或者一組約束條件)下，大眾行為所傳遞的如何行動的信息是各種可獲信息中的有效信息，從而成為人們決策所依據的信息。因此我們就看到了各種從眾現象。

回到本文開頭所討論的羊群行為。股票投資選擇至少有4類可獲信息：第一，從行情記錄中獲取如何行動的信息(技術分析)；第二，從上市公司的財務記錄中獲取如何行動的信息(基本面分析)；第三，依據歷史資料估算β值(即無法通過多樣化消除的系統(tǒng)風險)獲取如何行動的信息(CAPM)；第四，大眾行動傳遞的如何行動的信息。對于非專業(yè)的投資人來說，前3類可獲信息在決策中的價值小于獲取成本，只有第四類可獲信息是有效信息，于是就產生了股票市場的羊群行為。羊群行為其實也是理性行為。要求非專業(yè)投資者像專業(yè)投資者那樣依據自己的分析進行選擇，否則就視為不理性，那是因為不明白非專業(yè)投資者和專業(yè)投資者在知識獲取成本上的差別。

本文原載于IT經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