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的中庸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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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蒙塵已久，被人誤解甚深。就好比人們說到“七月流火”，以為是烈日炎炎;不知其本意乃秋意漸涼。人們誤解中庸，多以為是折衷、平庸、得過且過、息事寧人、明哲保身，殊不知中庸乃修身養(yǎng)性、內修外化從而卓有建樹的最高哲學。錯別字害人，“錯別意”誤人。所以，孔子很早就說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就是說，中庸這么好的東西，人們很久不再體用了。

《大學》、《中庸》本是《禮記》中的二篇，《大學》以人的修身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格物、致和、誠意、正心為修身的方法。強調人的修身養(yǎng)性不只是內省的過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觸，窮究物理而獲得知識，培養(yǎng)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過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齊家、治國、平天下?！洞髮W》認為，治國平天下應以德為本?！吨杏埂窂娬{“誠”，認為“誠”是實現(xiàn)“中庸之道”的關鍵。

可以說，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選擇正確的道路。它體現(xiàn)的是端莊沉穩(wěn)、守善持中的博大氣魄，寬廣胸襟，和“一以貫之”的堅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現(xiàn)實主義的偉大思想。大學中庸之道，是修身成功之道，亦是企業(yè)管理之道。中庸，是一種實效智慧，一門領導藝術。甚至被高度評價為“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仔細品味，受益終身。

然而五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興人類們更多的賦予了這個詞語以貶義。“中庸之道害我們國人不淺。”“世風日下，中庸橫行。”諸如此句不絕于耳。中庸之道成了老好好、無原則、無主見和隨波逐流的代名詞，實在是我們的先人所沒有想到的。這恐怕與我們這些年來，忙于學習、引進西方的大師圣經(jīng)，而對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有關。

動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貪婪的，而且天生具有獨占、壟斷的欲望。在圈養(yǎng)的兩只豬中，其中強勢的那只豬總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不讓弱勢的那只豬公平進食。當那只弱勢豬在食槽旁邊怯怯地偷吃幾口時，那只強勢豬還會不斷用嘴叼他，用頭撞他，總之不斷以武力壓倒對方。這只豬壟斷資源的欲望十分強烈，毫無中庸之意。

人作為動物的一種，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壟斷欲等等方面，跟其他動物并無區(qū)別。雖然人類在滿足欲望、攫取利益的時候更加注重跟環(huán)境的協(xié)調，但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特征與其他動物一樣明顯。即使在某人很謙讓、很中庸的時候，也應該看到這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被相應的環(huán)境逼出來的。

可見中庸不是一種道德品質，而是一種調節(jié)自私本能、更加低成本地捍衛(wèi)自己長遠利益的智慧。如果走極端不需要付出高成本、高代價，那么沒有哪個群體愿意中庸。如果某個群體不愿意為長遠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適當放棄一點眼前利益，那么這個群體也就不會奉行中庸之道。

很多跨國企業(yè)的西方領導者到了中國之后感到很困惑：當他們延續(xù)西方領導模式的時候，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問題，發(fā)現(xiàn)——僅僅簡單復制西方最佳領導行為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他們究竟應該怎樣“本土化”?此外，中國的領導者到底跟他們有什么不一樣?筆者所找到的答案是，中國領導者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中庸。

作為領導，在工作中處處做到以人為本，處事盡可能不過分，也不能不及，拿捏好分寸，從而形成一股凝聚力、向心力。

“和為貴”的為官原則，“立中不倚”的服人方法，“和而不同”的用人尺度，“志同道合”的共創(chuàng)精神，“言而有信”的口才技巧，“預則立”的遠見意識，“慎獨中正”的魅力修養(yǎng)。構建和諧社會，每個團隊、每個組織的領導都應該確立“和為貴”的為官原則。

《南華經(jīng)》中說：“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國學大師林語堂說：“我像所有中國人一樣，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藝術》中，林語堂還把“中庸生活”作為一種“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稱贊。他說：“這種學說，就是指一種介于兩個極端之間的那一種有條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學說，這種中庸精神，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

儒家早已提出，領導者首先“動之以情”，然后“曉之以理”，情理相容，才能得人心，合民意。“法”當然重要，現(xiàn)在我國正在大力建設法制社會，但在人情上說得過去的“法”，人們才比較容易接受。儒家并不排斥“法”，社會的分工等級，必然形成內在的約束機制，在一個團隊內部，制度是存在的，但如果要更穩(wěn)健地發(fā)展，僅停留在“法”上顯然是不夠的。法是誰制定的?人，即統(tǒng)治者，或領導者，而制法的人的個人行為雖有合法的前提，但并不一定就能起到積極的作用。所以，領導工作既需要“法”的保障，更需要“厚德載物”的精神動力。

作為領導，除了要處理“情、理、法”的關系，還要處理“責、權、利”的關系。首先說“權”，權是權力，是權變，只有手上掌握權力的人才更易于權變，善于變通。權變是為了避害就利，這就不能不涉及到“利”，關于用權力來為誰謀利的問題，孔子認為，按照利益來行事，會多招怨恨。利益關系是最難處理的，以致儒家“羞于言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重義輕禮，并不是對老百姓而言，而是對君子而言的，這些君子是為政者，或準備進入政壇的人，包括他的學生。

“政者，正也。”為官者最大的考驗就是利益的考驗，所以一定要“義勝利”，而不應“利勝義”。擺正了利益關系，才能真正擔負起領導責任，否則是很難的，因為利會改變一個人的心態(tài)，改變一個人的行為。這就是為什么孔子感嘆“人才難得”了。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很多，而能掌握“中庸”的人很少，不是權力欲過盛，就是過于追求個人的利益。什么是“責”?權力本身就是責任。如果這話不正確的話，那么用人授權也就太容易了。

筆者認為，領導的行為還涉及三個字：“言、行、品。”這三點其實是在情、理、法和責、權、利中體現(xiàn)出來的?？鬃与m然肯定“訥于言而敏于行”，但他自己卻是個善于說話和論辯的人，無非強調說得巧妙和精到，做到“言而有信”這正是好口才的最高境界：以最少的語言取得最大的實效。

慎言，不等于不言。孟子是雄辯家，荀子也是善于演說的人，傳道、授業(yè)、解惑，歷來儒者無不在磨煉自己的一張嘴皮子。作為領導，好口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今天，你如果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口才推行施政或管理理念，是很難讓人信服的，你也就無法站住腳。但說得好不等于干得好，領導的“行”比“言”更重要。“行”的內容是很多的，落實到管理工作上，領導的行為應透著一種“遠見”意識，慎行，就是要求不亂來，要“三思而后行”。領導的行為事關團隊的切身利益，把大家?guī)У绞裁吹胤剑悄芰Φ臋z驗，也是修養(yǎng)的檢驗，所以，一個具有個人魅力的領導，他是注重自己的“品”的;品行，品與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說了這些，無不歸結為一個字“和”。君子以和為貴，和氣方能生財?？梢哉f，“和”的著眼點在于社會乃至團隊的穩(wěn)定與協(xié)調，要求人們能夠傾力合作、精誠團結。

對于一個團隊、集體或組織來說，只要上下戮力同心，事業(yè)自然就會興旺發(fā)達;內部避免過激或對抗行為，減少人際摩擦與內耗，這樣就更有競爭力和創(chuàng)造力。

中庸之道，是手持兩端，不偏不倚。不偏的前提是把握兩端，既不激進也不保守，多一分則長少一分則短，不多不少正好恰好?？鬃拥闹杏顾枷耄衅鋰烂艿膬仍谶壿嫞?ldquo;尚中”是中庸的邏輯起點，“時中”是中庸的內在本質，“中正”是中庸的規(guī)范準則，“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標。“尚中”的基本內涵是“無過無不及”，“時中”的基本內涵是“無可無不可”，“中正”的基本內涵是“禮義”，“中和”的基本內涵是天人和諧之美。具體來說，我們的領導者應該從中庸思想中借鑒如下幾點——

1、尚中——不偏不倚的平常心

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又給《四書。中庸》加注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平常也。”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就是既不要走極端，不要過頭，也不要欠缺，不要不及。庸，就是保持一顆平常心。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個度，這個度就是“中”，就是貧窮也不要心浮氣躁，富貴也不能為富不仁;就是做下屬不要低三下四，為上級不要專橫跋扈;就是成功時不要得意忘形，失敗時不要心灰意冷。聯(lián)系我們目前浮躁的現(xiàn)實社會，難道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中”嗎?

2、時中——審時度勢，與時偕行

“與時偕行”，“動靜不失其時”，就是“時中”。“時中”要求人們要關注時間的變化所帶來的各種變化，對變化有清醒的觀察、了解和認識，并據(jù)此設計自己的應對策略，此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能趨時變通，即是“識時務”，而“識時務者為俊杰。”“時中”的理念要求我們在時刻注視和觀察客觀世界變化的同時，以變應變，以變制變，隨需應變，變中求生，變中求勝。而不能采取“鴕鳥政策”，對外界的變化不問不問，結果只能是自取滅亡。

3、中正——恪守規(guī)范，正心正身

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就是說，過分恭敬，而不約之以禮，就未免勞倦;過分謹慎，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流于膽怯懦弱;過分敢作敢為，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盲動闖禍;過分直率，而不約之以禮，就難免尖酸刻薄。恭敬、謹慎、勇敢、直率，本來都屬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認為，如果發(fā)揮不當，或不用禮來約束，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很明顯，在這里，“禮”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適中的規(guī)范原則，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的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和職場規(guī)則。同時，孔子很強調“正”，如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就是名正言順，以身作則，不越位，不缺位，不錯位，對于我們現(xiàn)今的職場人士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4、中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異，恰到好處。

孔子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這是孔子評論鄭國著名政治家子產(chǎn)的“臨終遺言”時所說的一段話。據(jù)《左傳》記載，子產(chǎn)臨死前，曾告訴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說，為政的關鍵，在于針對不同的對象，或寬或猛，寬猛適中?？鬃臃Q這種寬猛相濟所達到的適中狀態(tài)為“和”。

5、控制情緒，和諧共贏——小不忍則亂大謀

“喜怒哀樂之末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們的喜怒哀樂沒有表現(xiàn)出來，這叫做“中”，表露出來但符合常理，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達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運動了，而萬物都開始生長發(fā)育了。

為人處世的過程中，作為履行職業(yè)責任的職業(yè)人，在一些特殊場合和一些特殊的人與事上，必須做到隱忍不發(fā)，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慍怒不能于外。否則，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僅可能會禍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會危及自己的職業(yè)生涯和錦繡前程。

曾國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這是他的心得。在收斂低調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與周旋中攀升，“讓一讓，六尺巷”，退一步海闊天空，大丈夫能忍難忍之事，這就是曾國藩。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榮有辱，由于他總能啟動自身的平抑機能，在高潮時削去波峰，在低潮時填平谷底，所以，在勾心斗角的險惡官場環(huán)境中，他雖然沒有耀眼的精彩，卻留下了人生的絢爛。

6、學、問、思、辨、行——職業(yè)成功的五步驟

《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提出了學、問、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別提出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篤的要求。審、慎、篤是個態(tài)度問題，只要認真、刻苦，也就不難做到。但博學和明辨不光是態(tài)度，主要是個下功夫的問題了，所以《中庸》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就是說，別人下一個功夫，你下上百個功夫，別人下十個功夫，你下上千個功夫，盡管人的資質，體力是不一樣的，有強有弱，但有了這種“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

7、擇善固執(zhí)，金石為開——“誠”的修煉過程

《中庸》說：“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也。”于是，“擇善固執(zhí)”一詞成為儒家的處世原則。但是，有些人誤會了“固執(zhí)”的意思，以為那是頑固而不知變通;同時又以為“擇善”是選擇自己所認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閉而自大的心態(tài)。事實上，“擇善”需要靈活的智能，“固執(zhí)”有賴過人的勇氣。智能加上勇氣，同時還以“仁義”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為職業(yè)領導者要講究“擇善固執(zhí)”和“從善如流”的領導藝術。所謂“擇善固執(zhí)”，就是堅持正確原則和價值觀不放棄，它是圣人修養(yǎng)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氣。所謂“從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虛懷若谷，善于聽取各方意見，并及時消化。領導若無“擇善固執(zhí)”，決策必將動搖不定，前瞻后顧;領導若無“從善如流”，處事必將執(zhí)迷不悟，剛愎自用。

總之，對于領導者來說，中庸之道是一種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中庸和諧，是一種智慧的提升，是一門精湛的領導藝術。作為領導者，無論決策、用人、授權，還是談判、溝通與激勵，都要“致中和”，善于“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即把左右兩個極端把握住，平衡各種力量、各種傾向，作出恰當?shù)膬?yōu)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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