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凱文林奇《城市意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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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文•林奇教授《城市意象》一書清晰地構造了一種城市設計的理論和方法，而且他在書中所倡導的思想原則早已廣泛在實踐中應用。要領會其中深藏的知識非下一番功夫才行。但就是在思考的過程中我逐漸認識到意象研究方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及其在實踐中能夠所引發(fā)的問題。

　　1、城市意象研究的局限性

　　城市意象研究始于對城市地理學量化研究的質疑與批判。在人類認識環(huán)境的過程中，環(huán)境記憶方式是極其重要的因素。人對環(huán)境的心理意象即心智圖是人們常用的一種記憶方式的方法。當林奇將心智圖運用于城市研究后，心智圖研究才被逐漸了解并得到廣泛運用。

　　在《城市意象》一書中，林奇所關注的是美國城市的視覺品質。要在傳統(tǒng)城市里不再使人產生疏離感，就必須著重對地域重新做好具體而實際的把握，將一種可予以操作的信號系統(tǒng)重新組織起來，讓他們在人們的記憶中生根，使個體能夠依據新的信號系統(tǒng)在變動不定的環(huán)境中重新尋找到自我。這正如美國哲學家詹明信所總結：“所謂疏離的城市就是當人處于諾大的空間中無法在腦海中將自己定位，無法將自己在城市整體中的位置標示出來，從而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而迷失自我。”

　　林奇對城市意象和城市識別性的研究也可看作是對早期現代主義的一種批判。盡管這種研究激發(fā)了對人的行為模式和城市認知地圖的廣泛研究，為形態(tài)研究和設計標準的制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凱文•林奇將人對城市環(huán)境的理解僅僅看作是物質形態(tài)的知覺認識，這與分析動物在迷津中的行為極其相似，即覓路和適應環(huán)境。在對城市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的過程中，城市人所扮演的角色顯然比動物更積極和主動。有研究顯示，人們對日常物質環(huán)境的記憶是從整體進行的，而不會局限于一些細小的設計因素。人對某一環(huán)境的回憶首先是在環(huán)境中做了什么，其次在那里，最后才會回憶環(huán)境的外觀。更進一步說，人們似乎更容易通過文字形式而不是建筑形態(tài)和細部的圖解來記住環(huán)境中的物體。

　　其次，由于林奇的五要素方法對于形成局部的區(qū)域概念特別有效，而且易于操作，因此被廣泛的運用于城市設計當中。這實際上是在城市中契入各種想象的秩序形式，因此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同時這種方法還形成了對城市空間的進一步劃分。這不僅與城市的整體性相悖，而且極易產生新的空間障礙，無法在居民與陌生人之間形成一種交流界面，從而滋生新的社會問題。

　　林奇方法的局限從根本上反映了心智圖在研究范圍上的缺陷。心智圖強調城市居民對其環(huán)境的感知，然而人對城市環(huán)境的概念是一種功能要素和符號要素的組合。環(huán)境的意義是一種社會的建構，是一種以意識形態(tài)為特征的社會過程的表征。林奇將心智圖的分析僅僅局限于城市客觀世界的日常生活而已。雖然心智圖使個體能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掌握再現，但心智圖顯然忽略了意識形態(tài)的根本特性，并且拒絕承認其基本的研究數據本身以及對城市秩序形式的強行切入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再現。因此，林奇所研究的更像是生活于真空中人的行為活動，而忽視了人是一種真實的社會存在，忽視了形成這種真實存在的環(huán)境約束和社會約束。

　　2、城市意象的社會文化差異

　　為了修正和深化林奇的研究，許多學者在不同的方向上作了努力。在心智圖基礎上，后續(xù)研究更為側重的是社會和文化差異對環(huán)境認知的影響。

　　瓊•蘭曾對城市意象研究進行過總結，他指出：“可以用格式塔心理學中的視覺組織規(guī)律來解釋城市意象中的組成要素;區(qū)域體現了良好完形的輪廓之內各個組成要素的接近性和類似性;標志物是周圍環(huán)境背景中的圖形，其組成元素與周圍明顯不同;至于節(jié)點，則難以用格式塔心理學理論加以解釋。實際上節(jié)點并不不是單純的視覺要素，它體現了社會、文化和物質等各種環(huán)境屬性的總和，包含了特定的存在者、存在方式和精神意義，在形態(tài)上則體現為交匯和輻射并存，帶有強烈的地方屬性。”

　　其實他只說對了一部分，就拿地標來說，林奇將它們的作用更多的局限于物理和生理上的識別，而忽略其社會文化意義，這顯然無法令人接受。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曾指出，那些紀念碑式的、雄偉壯觀的標志性建筑所體現的是一個由網絡覆蓋的巨大的社會空間的會聚點，標志性建筑總是體現和灌輸一個淺顯易懂的信息，它說出了它想說的一切，同時也隱藏了更多的東西。標志性建筑就其性質而言，可以是政治的、軍事的、甚至可以是極端的法西斯主義的。它們表示出了表象下的、宣稱自己表達了集體意志和集體思想的權力意志和權力獨斷。

　　例如香港的匯豐銀行和中國銀行。這兩座建筑分別體現了香港統(tǒng)治權的變換這一隱含的政治意義。這兩座建筑的競逐不僅闡明了列斐伏爾慣于把建筑和城市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物質空間的策源地的思想，也進一步凸現了將地標的作用僅僅限于視覺識別的局限性以及林奇的城市意象研究在社會文化上的貧血性。

　　當然差異并非是絕對的，在某一社會經濟和文化集團中往往會體現一定程度上的同一性，而集團與集團之間往往呈現不同程度的差異性。這種差異也清楚地反映環(huán)境認知實質上是一種社會產品。人的身體和他周遭的環(huán)境之間的驚人斷裂，可以視為一種比喻，一種象征，它意味著我們當前的思維能力是無可作為的。在當前的社會里，龐大的跨國企業(yè)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過不設特定中心的傳播網絡而占據全球；作為主體，我們不能只感覺到重重圍困，無奈力有不逮，我們應該透過龐大網絡的空間實體，在失卻的迷宮中重新定位，才能在全球化的圖景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參考文獻

　　[1] 凱文•林奇 城市意象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1.4

　　[2] 詹明信 西方現代景觀設計的理論與實踐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北京-三聯書店 1997

　　[3] 弗朗西斯•D.K. 建筑：形式•空間和秩序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 1987

　　[4] Lynch K. Good City Fro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