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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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2 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協(xié)和禮拜堂（Peking Union Chruch）以1928年計劃擴建時，由美國紐約梅里爾一亨布爾一泰勒建筑師事務所（Merrill，Humble & Taylor Architcts）設計，為兩棟主要建筑物，中間有聯(lián)廊，教堂為二層，并設鐘樓。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單層一棟，并大為簡化，類似北京的民宅。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紀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

　　關鍵詞： 教堂 基督教 建筑藝術

　　按世紀慣例，“基督教”為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之各教派的統(tǒng)稱?；浇蹋–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the Western Church，亦稱“公教”、“羅馬公教”、“舊教”）、東正教（the Orthodox Eastern　 Chruch，亦稱“正教”）、新教（Protestantism，亦稱“耶穌教”、“更正教”）和其他一些較小教派。在中國常以“基督教”單指新教。本文中“基督教”所指遵世界慣例，為統(tǒng)稱。

　　唐朝以來，基督教曾四次入華，基督教教堂建筑也在中國建筑歷史中占一定地位。

　　唐初“景教”從波斯傳到中國，為基督教第一次入華，其傳教最初利用了佛法的外衣，此時的景教教堂也采取了佛寺建筑的名稱和樣式。元朝的“也里可溫教”為基督教第二次放華，使中國出現(xiàn)了最早的東正教堂和天主教堂，但它們基本上采取了中國古代建筑的型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華，導致了西洋建筑在澳門的大規(guī)模出現(xiàn)了“大三巴”教堂（1638 年）的建成。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瑪竇（字西泰，atthieu Ricci，1552-1610）入京，萬歷皇帝準其留居北京。1605年，利瑪竇在宣武門住處建“禮拜堂”。雖然澳門“大三巴”教堂表現(xiàn)了12-15世紀法國哥特教堂的特征，但宣武門“禮拜堂”則由于地處北京仍采取了中國傳統(tǒng)樣式，且沿用一百多年，直至1712年重修后才易為“洋風”（西洋樣式）。

　　自利瑪竇1605年建宣武門“禮拜堂”到1904年南堂第五次重建，其間基督教教堂建筑在北京300年的演變，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17世紀：初始期——基本為中國傳統(tǒng)樣式

　　1517年，德國宗教改革運動之后，新教在北歐取得優(yōu)勢地位，天主教則在南歐進行“革新”，并借助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艦向東方擴展宗教勢力。因此，由天主教東進開始了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

　　為適應天主教勢力的擴張，1540年羅馬教皇批準成立了名為“耶穌會”的傳教團體。該會創(chuàng)辦人之一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06-1552）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到達廣東上川島，成為耶穌會來華的先驅；然而為耶穌會在中國傳教奠定基業(yè)的，卻是意大利人利瑪竇。

　　利瑪竇開創(chuàng)了耶穌會傳教士尊重中國社會制度和禮教文化的先例，改穿儒服，研習儒籍，并專門在官府上層及士大夫身上下功夫，“用西方的奇物珍品鋪成了從肇慶到北京的漫遠道路”，而使天王教得以進入明王朝的宮廷。利瑪竇等人考慮到了中國禮教文化的特點，為了吸引中國的士大夫“禮儒易佛”，相信天主教教義，采取了“傳道必先獲華人之尊敬，以為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的手段，與傳教互為表里，構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東傳的特點。這也決定了這一時期天主教堂多使用中國的民宅、寺廟，或者按中國傳統(tǒng)建筑樣式建造，稍有西洋裝飾，簡單的僅立十字架為象征。

　　1605年（萬歷三十三年），利瑪竇病逝北京后，曾由皇帝賜地建墓，在“阜城門外二里馬尾溝騰公柵欄外”。騰公司柵欄俗稱“太監(jiān)墳”，自17世紀末，又被人稱為“荷蘭墓地”，以與正福寺附近的救世堂法國耶穌會士公墓——“法國墓地”相區(qū)分。

　　利瑪竇在意大利耶穌會士，其繼任人龍華民（字精華，Nicolas Longbardi，1559-1654）指導下設計，是中國第一座基督教式墳塋，開始表現(xiàn)出“洋風”的特征：“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園，方若臺圯園若斷木。后虛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

　　清順治七年（1650 年），德籍耶穌會神父湯若望（字道未，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宣武門利瑪竇所建禮拜堂基址上修建南堂。兩年后大堂建成，仍“按中國式樣而造”。但“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內建亭池臺榭，式仿西洋，極其工巧。”“堂前有大理古牌樓一座，……署有上賜‘欽宗天道’四金字。”

　　順治十二所（1655年）皇帝賜地兩位神甫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在王府井八面槽利用民宅設東堂。

　　東正教在北京設堂是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雅克薩城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中俘虜了沙俄入侵者，因押來北京的59人中有一名司祭，康熙皇帝將他們駐地東直門內胡家園胡同的一座關帝廟撥作臨時祈禱所，這即為北京人所稱的“羅剎廟”或俄羅斯“北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后，沙俄教區(qū)將其命名為“圣尼古拉”教堂（又稱“圣索菲亞”教堂，后改為“圣母安息”教堂），是為北京第一座東正教堂。

　　二、18世紀：發(fā)展期——中國傳統(tǒng)樣式轉“洋風”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國耶穌會士張誠、洪若、劉應奏請在皇城西安門內所建小堂基礎上另賞隙地建蓋大堂?？滴跛氖辏?903年）“救世堂”——北堂的前身，在中海西畔蠶池口落成。

　　南堂在救世堂落成之時（1703年）開始重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完成，歷時10年。“徐日升與閔明我予以改造，成為歐洲區(qū)”。這標志著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開始從中國傳統(tǒng)樣式向折衷主義“洋風”轉化。

　　由于天主教在西方歷史進程中代表了反對宗教改革的力量，利瑪竇等所代表的遠不是已蔚為主流的西方近代文化，他們東傳的“西學”處處以不違背天主教教義為前提，不過是經基督教義陶治過的西洋學術，因而，自龍華民之后，對中國教徒祀孔祭祖的傳統(tǒng)都不能容忍，導致了天主教在華陷入困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1775年耶穌會在羅馬教皇取締令下解散。自沙勿略1552年來華，在中國傳教200年的天主教耶穌會退出了歷史舞臺。

　　但是，由于這時天主教以“西學”為傳教工具，并幫助封建統(tǒng)治者鑄造戰(zhàn)炮；而明末和清初的統(tǒng)治者又需要火炮和歷法，也還想借各種宗教維護其統(tǒng)治。所以，取締天主教時緊時松，并不堅決。北京教堂建筑在18世紀仍進入發(fā)展期，并以從中國傳統(tǒng)樣式向折衷主義“洋風”轉化為特征。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師地震，南堂、東堂均被毀。

　　“康熙六十年（1721年），費隱以葡王斐迪南三世之款第二次重建南堂，利博明修士（Fr. F. Maggi）為建筑師，……此堂系當時歐洲盛行之巴羅克（Barogue）式。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長八十尺，寬四十五尺。教堂內部，賴立柱行列，分教堂頂格為三部，各部作穹窿形，若三艘下覆之船身。”

　　利博明同時為東堂重建進行了設計。

　　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1670-1746）神父于京都西直門內大街南建西堂。

　　雍正八年（1730 年）京師地震，南、北二天主堂亦被損傷。南堂第三次重建，“堂之為屋圓而穹，如城門洞，而明爽異常。”乾隆四十年（1775年），南堂堂內火發(fā)，建筑盡毀，又進行第四次重建。重建后的新南堂“堂制狹以深實，正面向外，而宛若側面；其頂如中國卷棚式，而覆以瓦；正面止啟一門，窗則設于東西兩壁之巔。……左右兩磚樓夾堂而立，左貯天琴，……右圣母堂。”“其式準西洋為之。……其堂高數(shù)仞，凡三層，層層開窗，嵌以明瓦，漸高漸斂如覆舟形，圓而橢。”可知時南堂網絡仍為巴洛克式。

　　至1785 年，北京有四天主堂。“一即北堂，在皇城內，與西安門相近，……二即南堂，在宣武門內，即利瑪竇所居之處。后耶穌會士不屬法國者，皆居其內。兩經火災，旋即重修如故；三即東堂，乃葡國之耶穌會士所居。此堂雖系西式，而甚卑矮，與北堂無異長僅七丈；四即西堂，乃遣使會士德理格所置，后獻與傳信德部，以居此部所差之司鐸。”

　　1715 年（康熙五十四年），俄國政府正式委派組成歷史上第一個東正教“北京傳教士團”，駐在東江米巷（東交民巷）中由會同館之“高麗館”改設的俄羅斯“南館”。 1727年（雍正五年）開始，這里成為專用的俄羅斯館，“中國辦理俄事大臣等幫助于俄館蓋廟。”1732年，北京傳教士團在“南館”建立了新的永久性教堂 ——“圣瑪利亞”教堂（或稱“奉獻節(jié)”教堂）。

　　三、19世紀：延續(xù)期——“洋風”

　　隨著西方工業(y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新教徒的傳教活動大部分來自英國和美國，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這兩個國家。同樣地，也由于工業(yè)革命給講英語的世界帶來了空前的財富和人們旺盛的活力。”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英國倫敦會派遣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來華。1830年（清道光十年），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oman，1801-1861）受美國公理會委任抵廣州。此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相繼進入中國南方口岸城市，卷入了近代中國的歷史旋渦，并開始扮演各自不同的社會角色。

　　基督教傳教士第四次大規(guī)模進入中國，是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入侵分不開的。“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條約使所有基督教徒在華傳教的地拉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新條約為1860年以后傳教運動的空前大發(fā)展提供了合法前提”。這造成了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19世紀繼續(xù)得以發(fā)展，進入延續(xù)期。此期間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折衷主義“洋風”為特征。

　　1860年之前，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屢遭厄運：

　　嘉慶十二年（1807年）教會遭到清洗。先是東堂被焚，“大堂雖未焚坍，亦令拆毀，飭修士等盡移南堂居住。”嘉慶十六年（1811年）西堂被毀。道光七年，（1827年）借沒北堂，“其大堂則令拆毀。”

　　1860 年10月25日，中法《北京條約》簽訂，中法《天津條約》互換，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清廷歸還救世堂。1864年，“孟主教復欲于舊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曉于工料，畫堵為式。”1865年5月1日奠基，1866年1月1日落成。“此堂雖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稱仍……為‘救世堂’。堂之格局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時樣建成。”

　　法國遣使會教士譚微道（Jean Picrre Armand David，又譯“達維德”，1826-1900）是著名博物學家，當時“于北堂創(chuàng)設博物館一所。”人稱“百鳥堂。”

　　1867年西堂重建。

　　1880 提開始重建東堂，1884年建成，為羅馬式。“大堂計長二十二丈二尺，寬六丈余。高亦如之。堂內明柱計十六楹，每楹俱高五丈有余，徑一尺六寸，皆系黑龍江運來之赤松，精堅勝任。堂內望板，皆作穹窿之形，彩繪盡致。堂中之正祭臺，俱用意大利亞國拿波里府之五色珉古鐫成。臺前之短柱，皆以琺瑯燒成，璀燦可觀。……堂前鐘樓三座。正中一座，至地高九丈有余。其正面圓牖框，與它牖各框，及其層檐，與檐下之方柱，皆大理石雕成。堂之全身，皆以上用之城磚砌成。每磚重可五、六十斤。堂前階除，長闊相等，俱十丈有余。又起洋式大門一座，達于通衢。

　　1886年慈禧太后大規(guī)模修建西苑，將救世堂劃入苑中，因此與法公使簽訂了《遷堂條款》，商定把救世堂遷到西什庫。教堂遷到西什庫后，人稱“西什庫教堂”，即為北堂。

　　北堂于1888 年12月建成，“北堂輪煥崇閎，可為中國第一。堂內之格局，乃照圣教會第十三世時起建大堂之式樣而成。堂中明柱三十六楹，柱下礎石皆漢白玉所成；柱頂俱鏤菘菜葉形，玲瓏可觀。每柱計高四丈九尺，……柱皆四棱，面寬一尺八寸，皆美國運來之檜。柱之四面俱貼關圓細柱，約寬四、五寸，與大柱共撐穹窿。大柱檜以天藍之色，細柱則涂以金屑。堂之正身，有雙尖洞牖十二，高約三丈，蔽以五色燒花玻璃作坊所制。其正祭臺三面單尖洞牖亦有十二，約高一丈五尺。蔽牖玻璃皆燒五色圣像，……大堂后面，建有耶穌苦難小堂，計長五丈有余，與大堂相通，間以玲瓏隔扇。”

　　教堂入口處前部，建造了中國傳統(tǒng)樣式的月臺，設漢白玉石欄桿，并有兩座重檐歇山黃琉璃瓦頂?shù)谋し至⒆笥遥攘⒔烫眠w建諭皆碑和滿漢文天主堂碑。中國傳統(tǒng)樣式的碑亭同大堂正面鐫刻的耶穌善牧圣象形成強烈對比。

　　北堂是北京天主教堂中最大的，除教堂外，尚包括主教府、修道院、醫(yī)院、若瑟院、光華女中、育嬰堂以及神甫宿舍等。“這些建筑除教堂外都基本一致，用大開條青磚、板瓦屋頂，帶平頂廊子，無須掛檐板。室內用地板，抹灰天花……是初期外國人在中國建造的‘洋房’的近代式樣。”

　　四、19世紀末20世紀初：后期——“洋風”轉復古主義

　　后期基督教堂（主要是新教教堂）有的仍利用中國舊有房屋忙改設，新建的則多模仿中國傳統(tǒng)樣式，但是，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經歷了18世紀從中國傳統(tǒng)樣式轉“洋風”的發(fā)展期、19世紀的“洋風”的折衷主義影響，表現(xiàn)出中國傳統(tǒng)樣式的復古主義，并引導了30年代中國復古主義建筑的出現(xiàn)。

　　義和團運動中，南堂、東堂、西堂被焚，北堂受損。

　　1900年后北堂修整，鐘樓加高。

　　1902-1904年南堂第四次重建。

　　1904年東堂第三次重建。

　　1012年西堂第二次重建。

　　1901 年，法國神父高司鐸在東交民巷建圣米厄爾堂（St. Mechel），后由法國人斬利國擴建。同北京四大教堂相比，該堂規(guī)模為小。堂院北部是一座灰磚砌筑的“洋風”二層樓房，面闊七間，供神職人員居住。西部為哥特式圣堂，坐北朝南，南北進深十四間，東西面闊三間。圣堂東側有十間磚砌平房，為北京傳統(tǒng)住宅樣式，但門窗均代拱券處理。

　　東正教“圣尼古拉”教堂于1900年被毀，其后重建，命名為“致使堂”，由教堂、種樓、中外書房、神父住宅及寡婦院組成。致使堂為典型的十字形東正教堂，堂頂上有五個帶十字架的拱形堡。

　　東正教“圣母堂”建于1918 年前后，在安定門外六鋪炕，坐西朝東，堂體最寬處約16m，進深約27m.堂內分“圣所”和“致圣所”兩部分。圣所中間設寶座，為一米多高的方臺，上置圣體、寶匣；東北角有一祭臺。圣所兩旁設木制圣隔門，供祈禱時出入。圣母堂設有地下室，是停放靈樞的場所。堂西為俄國墓地。

　　馬尾溝荷蘭墓地、正福寺法國墓地、六鋪炕俄國墓地——是為北京三大外國墓地。

　　1900年后，荷蘭墓地墓碑、墓穴及一切建筑物遭毀，僅索智能、利瑪竇、龍華民、湯若望、南懷仁及徐日升等六人之墓尚未全毀。經修復后，“利瑪竇墓已不在其位置上，而是西移至湯若望的塋地上來了。”同時，在墓地內興建了“致使圣教堂”。

　　在這一時期，北京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亞斯立堂（Asbruy Chruch）規(guī)模為大。1909年美國美以美會教士劉海瀾（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在崇文門內建亞斯立堂。該堂分正、逼兩堂，中間以活動木墻相隔，可以推開活動木墻形成一體。正堂堂頂做成高起的八角形，輔以高側窗采光。

　　在這一時期，南溝沿救主堂和八面槽救世軍中央堂為中國傳統(tǒng)模樣式的復古主義之典型。

　　南溝沿救主堂（建于1907 年，又稱安立甘Anglican教堂、中華圣公會教堂）是當時中華圣公會華北教區(qū)的總堂，由主教史嘉樂（Charles Perry Scott，1847-1927）請人畫藍圖、找工匠建筑的。它“是北京最早的中國‘宮殿式’教堂。教堂平面為十字形，中央部分作成交叉的兩個硬山建筑，兩側廊做成單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成側窗。側廊中部又各開一個側門，高度和中央通廊齊，這樣屋頂就成了‘？？’字形。在屋頂?shù)膬删呓徊纥c上，各設一個八角形亭子，作為鐘樓和天窗。教堂入口開在硬山山墻上，作成中國式住宅大門式樣，外墻全用青磚，筒瓦頂。建筑內部用木柱，柱上用桁架支持屋頂。平面十字交叉處為祭壇。作為方形木臺子，四周用中國高式欄桿，圍繞起來，祭臺背后是中式帶冰紋格子隔扇，主教壇和講壇都是仿中國紅木家具的式樣，雕刻中國番草花紋。祭壇頂上的天窗做成八角井，用英國高直式樣構件，井上是中國式的重檐八角亭子。”

　　八面槽救世軍中央堂（1922年建成，外國工程師設計、成威廉監(jiān)造）則基本上搬用中國傳統(tǒng)建筑樣式，平面為“一”字形，外觀多處采用中國傳統(tǒng)式處理：上部右端為三層中國塔式鐘樓，左端為歇山屋頂；入口則為中國式六廊。

　　1922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協(xié)和禮拜堂（Peking Union Chruch）以1928年計劃擴建時，由美國紐約梅里爾一亨布爾一泰勒建筑師事務所（Merrill，Humble & Taylor Architcts）設計，為兩棟主要建筑物，中間有聯(lián)廊，教堂為二層，并設鐘樓。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單層一棟，并大為簡化，類似北京的民宅。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紀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